来源：意见领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宋效*李一阳侯建磊
年全球疫情反弹，叠加能源短缺、供应链断裂，通胀压力持续上升。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经营环境，六家大型银行在充分让利实体经济、大力支持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良好的经营质效和强劲的发展韧性。年，六大行业绩亮眼，但漂亮业绩的背后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压力，净利润高速增长的态势难以持续。六大行应居安思危，聚焦于防控重大风险、数字化转型等工作，逐步从规模驱动转向效率驱动，构建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营新格局。
六大行保持稳健经营
得益于疫情背景下相对宽松的货币*策以及较为前瞻的风险管控准备，年六大行业绩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净利润普遍超过10%。年六大行净利润增幅都达到了两位数，创造了近年来的最好业绩。其中，邮储银行净利润增速更是高达18.99%，非常罕见。考虑基数因素，如果计算~年两年净利润的平均增速，邮储银行净利润也呈现爆发式增长（见表1）。当然，邮储银行净利润的快速增长有基数相对较低的原因，但深层次原因应该是其股改上市红利的逐步释放。
表1年六大行净利润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从行业来看，疫情之后六大行的净利润在银行业中的占比也呈现跳跃式上升的现象（见表2）。因六大行积极落实减费让利要求，息差收窄和收费减少，净利润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因素（见表3）。
表~年六大行净利润在银行业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银保监会
表3年六大行规模因素对收入的贡献（亿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风险防控工作持续强化。疫情叠加国际形势剧变，银行业风险受到多方
图~年六大行不良率
表4年六大行拨备覆盖率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表5~年六大行资本充足率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银保监会
彰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大行担当。信贷业务是间接融资的标志性业务。银行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是做好信贷业务，这是其他金融机构所无法替代的。年，六大行总资产在银行业中的占比为42.19%，但贷款在银行业中的占比达到了51.73%（见表6、表7）。相对于中小银行，六大行充分发挥了信贷主力*的作用。其中，邮储和交行的贡献相对较小，信贷业务仍有发展空间。在信贷规模起到支撑作用的同时，六大行存贷利差持续收窄（见表8），有效推动了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与年相比，六大行存贷利差平均下降31个基点，其中建行达到40个基点。客观上，六大行基本完成了利润增长与大行担当的双重考验。
表~年六大行总资产在银行业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银保监会
表7~年六大行总贷款在银行业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银保监会
表8~年六大行存贷利差（%）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人均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随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推进，银行业的经营效率进一步得到提升。年，六大行员工人数合计减少近1.1万人，其中工商银行压缩人，仅建行和邮储员工数量略有增长。这说明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水平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数字化工具的应用能够增强银行对业务的掌控力度。从人均效益看，疫情之后六大行的人均营收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人均净利润也在年大幅攀升，其中交行和建行的人均营收和人均净利润位居前两位。交行年人均营收达到万元，人均净利润达到99万元；农行和邮储的人均营收和人均净利润排名相对靠后（见图2）。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图2~年六大行人均营收和人均净利润比较
中长期发展有喜有忧
业务结构比较
负债压力普遍较大，邮储银行资金相对宽松
存款是银行的生命线，也是银行的核心负债。年，六大行存款虽然也保持较高增速，但仍难追上资产规模增速。六大行中，邮储和建行存款增长较快，分别达到9.6%和8.6%，工行存款增速较低，只有5.2%。年六大行存贷比较年又有一定幅度提升，达到近年来的最高值，尤其是交行的存贷比更是高达93.19%。另外，建行和中行的存贷比分别为82.28%和86.40%，居于高位。当然，建行流动性比例也同比持续上升且高达59.32%，但中行近三年流动性比例持续下降至49.6%，需要高度警惕流动性风险。邮储存贷比为56.84%，负债资金充足，资产业务发展空间较大（见表9）。未来，六大行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存贷比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表9年六大行负债端压力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从存款结构上看，疫情之后六大行个人存款占比普遍上升。这与前些年的零售业务发展有关，也与疫情导致消费降低有关。邮储和农行个人存款占比大幅高于其他大行，个人存款付息成本也明显低于其他大行，尤其是邮储年个人存款占比高达88.48%（见表10）。年邮储拥有近4万个营业网点、超6亿个人客户，其县及县以下个人存款占全行个人存款的比重接近70%，凭借“自营+代理”的独特模式以及邮银协同的特色优势，邮储零售银行业务表现优异。从规模上看，农行个人存款规模达到12.9万亿元，已经稳居行业第一；工行对公存款为13.3万亿元，比第二名的建行多3万亿元，工商企业领域的优势仍然明显。
表10~年六大行存款结构（%）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在负债成本方面，虽然在其余五大行存款付息成本普遍上升的情况下，交行的存款付息率逐步下行，但其对公、个人及总存款付息成本仍显著高于其他五大行，后续仍需持续优化存款结构，压降高成本存款规模，加强存款成本管控（见图3）。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图3~年六大行存款平均付息率比较
传统个人住房贷款仍是利润的重要来源，对公行业选择存在分化
银行资产端结构优化已经被提及多年。六大行体量庞大，以贷款为主，债券投资以持有至到期为主的结构基本没有大的改变。资产结构优化可能重点还是看贷款投向。年，建行、中行、交行的对公贷款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都有不同程度上升，个人贷款占比下降。其中，建行对公贷款占比上升幅度最大，为0.7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住房信贷“三条红线”考核要求出台，其调整压力最大。
虽然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正在转向，但个人住房贷款仍然是银行利润的重要来源。年，我国金融机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5.63%。六大行的个人贷款整体收益率基本在4.6%以上，而对公业务贷款利率只有4%~4.1%的水平。对公业务若考虑2.2%左右的不良率（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不良率均不到0.5%）以及1.6%左右的存款负债成本，则基本失去了盈利空间（见表11）。
表11年六大行个人贷款、公司贷款及总存款数据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注：1．中行统计口径为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个人贷款平均收益率。
2．中行统计口径为中国内地人民币业务公司贷款平均收益率。
银行对公业务有服务实体经济的明确要求。对公领域信贷增量的分布可能更能反映各行在信贷投向方面的差异化选择。拉长时间轴，从疫情前后对比看，工行对于制造业的信贷投放力度明显偏弱，新增贷款仅占对公新增总量的6.53%，而其他行的占比则均在10%以上，交行更是达到24.78%。虽然制造业的不良率确实在各个行业中偏高，但制造业对于我国经济升级至关重要。建行以基建见长，但其最近几年在基建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反而落后于工行、中行甚至邮储，如：电力、热力以及燃气生产供应行业，建行新增占比仅为6.95%，而中行为11.75%；交通运输、仓储行业建行新增占比为13.84%，而工行达到31.82%、邮储达到38.57%。对公房地产贷款出现明显分化，尤其是工行对房地产企业的新增贷款占比仅有1.08%，展现出对行业趋势判断较强的前瞻性（见表12）。
表12~年六大行公司类贷款细分行业新增贷款占比（%）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新兴业务具有发力空间，能力建设是关键
银行从传统资产负债业务挖掘利润增长点的难度越来越大，中间业务可能是银行打造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年六大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转降为升，工行以.27亿元位居六大行之首，是邮储的3.5倍；建行次之，高达.37亿元。中行和农行规模相差不大，而邮储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速为29.43%（见表13）。从分项来看，六大行各有侧重。其中：工行收入最多的科目是结算、清算及现金管理，达到.70亿元；建行收入最多的科目则是电子银行业务收入，达到.42亿元；中行是代理业务手续费收入最多，达到.75亿元；农行同样是电子银行业务收入最多，达到.76亿元。
表13年六大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对比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六大行一度以国际银行为标杆，大力提升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但路径选择存在问题。大量的中间业务收入还是来源于表内资产的规模扩张，未来六大行需要从真正意义上的投行业务入手，让中间业务成为银行转型的驱动力。招行和兴业探索的FPA（对公融资总量）管理模式值得六大行借鉴。在业务层面，结合现实情况，资管业务或是六大行发展中间业务的关键突破点。
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六大行积极落实资管新规系列监管*策，加快推进理财业务转型。其中，工行理财业务规模最大，非保本理财规模为.93亿元，但较年规模收缩.34亿元，成为六大行中理财规模唯一收缩的银行。理财子公司净利润方面，部分理财子公司净利润出现井喷式增长，其中建信理财和中银理财净利润增速高达.52%和.41%，而工银理财年净利润仅为8.92亿元，受理财规模缩水拖累，工银理财净利润依然在六大行理财子公司中排名垫底（见表14）。当然，理财业务带来的利润相较于六大行总体的利润还很小，但六大行主要是期望通过理财业务构建起较强的投研能力，弥补与国际投行相比最大的能力短板。
表14年六大行理财业务比较（亿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重点战略比较
六大行在落实中央重大战略部署方面行动较为一致，但也各具特色。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乡村振兴、金融科技等领域将是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
普惠金融
最近几年，中央对于小微企业的
表15年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六大行支持小微企业既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要求，也是寻找利润增长点的现实选择。大型客户金融服务选择的渠道多，议价能力强，且客户关系也相对稳定。银行再去争夺大型客户性价比较低，而针对小微企业客群的金融服务尚未饱和。六大行在服务小微企业的思路上较为类似，均是依靠数字化手段，基本都推出了线上“快贷”型信贷产品。其中，工行在精准服务方面领先一步，推出了“光伏贷”产品。不同行业差异较大，未来六大行可能要学习工行，按照行业进行细分，打造普惠金融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在更深层次，普惠金融服务之所以重要，还与银行对公业务转型有关。六大行可从小微企业入手，逐步增强对中型企业客户的服务，形成更具成长潜力的客户基础，推动业务转型。
绿色金融
六大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普遍将绿色金融纳入全行发展战略体系，农行更是在年将绿色金融作为全行三大战略之一。整体上，六大行绿色贷款增长迅猛。中国人民银行《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数据显示，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为15.9万亿元，六大行合计占比高达54.59%，充分体现出六大行的社会责任。年六大行绿色贷款增速均超过30%，其中，工行绿色贷款余额最高，达.21亿元；中行增速更是高达57%；交行和邮储的绿色贷款规模和占比都相对较低（见表16）。
表16年六大行绿色贷款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ESG报告
同时，六大行创新推出其他各类绿色主题金融产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工行在行业内首发“碳中和”资产配置指数，工银理财发布行业内首只ESG主题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建行年承销72笔境内外绿色及可持续发展债券合计.37亿元；农行创新推出生态修复贷、绿色交通贷、绿色节能建筑贷、碳汇林业贷等绿色信贷产品。从公告披露来看，交行和中行基于碳排放权的金融创新较为积极。交行落地全国首笔碳排放配额质押叠加保证保险融资业务；中行推出了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当然，绿色金融不仅仅代表对资金投放的绿色标准要求，更代表的是一种经营理念。六大行对内已经在逐步推行绿色网点、绿色办公、绿色出行。未来，绿色金融应当与银行数字化转型相结合。
乡村振兴
对六大行而言，乡村金融是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之后又一个竞争洼地。当然，发展乡村金融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年六大行继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其中，农行涉农贷款余额一骑绝尘，高达亿元，个脱贫县和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贷款增速均高于全行贷款平均增速。其余五大行涉农贷款规模虽低于农行，但增速均在14%以上（见表17）。农行在乡村金融领域保持绝对优势。
表17年六大行涉农贷款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ESG报告
表18年六大行金融科技投入比较
数据来源：各银行年报
农村地区是农行的传统优势所在，但从年报披露的信息看，仍然可以看到农行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一是乡村金融较高的战略地位。实施三农县域战略，突出“服务乡村振兴领*银行”的定位，总行成立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在各级行设立乡村振兴金融部。二是深入的乡村布局。年，农行迁建网点的65%布局到城乡结合部、县域和乡镇。农行还按照占比不低于50%的标准下达县域招聘计划，继续实施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大学生专项招聘。
工行、建行等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布局较弱，重点依靠数字化手段来弥补短板。如：工行创新推出“工银兴农通”乡村服务App，构建三大乡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行重点支持“建行裕农通”服务点建设，在“建融智合”上线“金融帮扶专区”；邮储明确建立“”工作框架（一条主线，即三农金融数字化转型；两项优势，即“线上+线下”和邮银协同；三大平台，即农业农村大数据、银企银*对接和邮银协作；四类数据，即农户与信用村、农村资源、*府*务和集团会员；五类场景，即县域农村生产经营、日常消费、涉农产业生态、集团协同和农村*务），提出服务乡村振兴“十大核心项目”（包括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县域场景建设、线上产品提升、“邮E链”平台、*府数据采集和对接、乡村振兴公司业务生态版图、邮银协同的惠农合作、母子协同的三农生态建设、三农金融数字化风控和三农金融品牌建设），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数字生态银行。服务乡村经济重点是要针对农村产业，通过产业让农村富裕起来。农行针对细分产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思路值得借鉴，如单独制定白酒、畜牧、屠宰及肉类加工等涉农行业信贷*策。
金融科技
随着互联网行业提出规范发展要求，银行面临的外界竞争压力有所缓解，但经济金融形势严峻，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紧迫感仍然较强。年，六大行持续提升金融创新投入和人才供给，金融科技投入基本稳定维持在营业收入的3%左右。其中，工行的金融科技投入和人员数量位居六行首位，尤其是科技人员数量是建行的两倍多。单从科技人员数量上看，六大行已经足够与互联网企业匹敌（见表18）。
从同业比较来看，工行和建行的金融科技发展相对领先。整体而言，工行在数字化战略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全局性。工行率先提出“数字生态、数字资产、数字技术、数字基建、数字基因”的五维布局，深耕数字化品牌“数字工行（D-ICBC）”。在社会评价方面，年工行在中国银保监会全国性银行信息科技监管评级中获评银行业第一，连续八年领跑国内同业；智慧银行生态系统ECOS荣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奖”特等奖；成为全国金融业首家获评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DCMM）最高等级（5级）的企业。截至年末，工行新增和累计专利授权数均为国内银行业首位。建行在局部领域耕耘较深。例如，建行正打造“建行云”高价值品牌，推动“建行云”成为用户首选金融业云服务品牌，并致力于打造国内金融行业首家SRv6智能云骨干网络；连续三年入围“福布斯全球区块链50强”。当然，六大行的数字化进程、金融科技水平与摩根大通等国际银行或互联网巨头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仍需坚持长期稳定投入，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
在改变中前行
从内部看，银行的信贷投放边际效率已经较低。信贷业务是我国银行业务的核心，也是传导货币*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路径。自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货币供应整体较为充裕。年，我国M2规模是年的3.9倍，而对应的GDP只扩大到3.4倍。加上宏观杠杆率高位运行，经济增长债务化的问题开始显现。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实体经济还缺少一个具有驱动力且高速发展的新产业来替代房地产。同时，银行的资金投放更倾向于落实中央*策，为企业纾困，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存量资金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效应可能远大于增量资金的结构调整。六大行通过信贷单一手段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难度较大。
从外部看，金融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加。年以来，疫情叠加逆全球化，国际经济金融秩序进入快速变动期。进入年以来，通胀、美元加息以及俄乌冲突等，让金融市场动荡更加频繁，我国资本市场持续下行。从可预期因素看，“收割”“洗牌”将是未来几年全球金融格局变迁的关键词。尤其是美元信用持续透支，与*金挂钩的多元货币体系有可能成为现实。金融体系洗牌重构的方式也有可能会较为剧烈，但方式和路径则难以预料。不稳定的金融环境增加了银行经营的风险。比如国际资本的恶意狙击、主权债务特定对象赖账、金融交易隔离，等等。六大行经营范围较广、资产规模较大，面临金融打击的概率也较高，对于潜在的外部冲击，应当做好充分预案。结合六大行的经营基础和内外部形势判断，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要凸显对公业务的地位。银行界存在过度重视零售银行的误区。经过多年的深耕和挖掘，零售银行业务已经趋于饱和。根据央行数据，我国居民人均持有银行卡数量为6.55张，加上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账户，个人金融服务基本实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六大行需要作出适当的战略调整。年，工行个人客户数量为7.04亿户，建行为7.26亿户，邮储为6.37亿户，农行达到8.78亿户。六大行零售客户规模增长空间已经接近上限。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对公业务才是银行未来竞争力的标志。同时，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对公业务的数字化也是下一阶段银行数字化的主要目标。六大行也应当重新定位对公和零售业务的关系。当然，在对公业务发展中，应聚焦中型客户，这类客群有可能成为对公业务利润的主要贡献点，以及传统信贷业务和数字化服务手段上佳的融合点。
纵深推进数字化应用。六大行的数字化已经迈过了线上化以及抢占场景阶段，需要考虑数字技术应用的纵深。重点是要围绕客户关联关系和客户体验。当前阶段，六大行在场景布局、生态搭建方面下足了功夫，但通过场景、生态加强客户联系、提升客户体验方面还有所欠缺。尤其是大量的App将客户活动进行了分割，离散化的连接方式让客户感受较差；一些补贴式的推广策略，也让客户感到厌倦。六大行需要重新考虑客户服务平台的定位、特色及社会效益，采取令客户更舒适的数字化策略。数字化成效评价、考核要与客户体验、社会影响挂钩，要考虑科技与金融的融合，不能偏离银行主业。特别是科技在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会增加部分人群的学习成本，还可能让金融信用关系演变成数字游戏。从科技伦理角度，六大行要开始考虑数字化的适度性。数字化推进节奏要与客户的金融素养、科技素养共同匹配。
进一步做好资产质量管理。风险管理是银行永恒的主题，但未来几年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会比以往更大。六大行必须考虑疫情背景下的产业格局变迁、金融宽松*策产生的风险延迟暴露，如小微企业信贷的集中违约、企业债暴雷等。在经济转型升级阶段，银行资产质量管理要讲究方式和方法，不能直接抽贷、断贷，引发信用踩踏。一是要做好风险的预警和预判。当前的风险形势非常复杂，传统经验可能失效，那么对于拨备、资本等要预留充足的空间。二是要考虑灵活运用股权性投资方式。银行虽然存在限制，但六大行投贷联动业务仍可以进行深入探索。三是要优化增量资产的投向。资产质量管理需要存量和增量并重。增量资金要投放到代表未来生产力的企业中，民生、绿色、科技领域应成为重点。同时，在资产的期限结构管理上要作出适当调整，平滑不良资产暴露节奏。
探索内部组织结构改革。六大行股改上市至今已经快20年了，内部的科层制管理结构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与数字经济对效率、知识的要求不甚相符，组织结构调整处于转折阶段。虽然外界大力推崇扁平化、敏捷化的组织方式，但银行还需要结合自身情况来进行改革。六大行首先要做的是去行*化。去行*化不是去掉管理，而是要明确管理岗位的核心职能，去除管理岗位工作空心化的弊病，增强对下服务、对下负责意识。其次是要探索穿透考核。银行的考核任务要考虑从管理层开始分解、传导，将条线管理逐步从业务层扩展到财务、人员方面，解决责权利不对等的问题，打破部门银行局限。再次可考虑压缩层级。一方面是提升从决策到执行再到决策的循环效率；另一方面也是释放普通员工的创新活力。数字化提升了管理半径，层级压缩具备操作空间。
协同做好中小银行风险化解工作。由于宏观形势持续处于高压状态，中小银行生存空间不断收缩，使得经营风险开始暴露。“多而不能倒”的问题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六大行作为我国金融业的稳定器，与资本市场、实体经济关联非常紧密，在做好自身风险防范的同时，也要协助做好中小银行的风险化解。前期，六大行在参与处理包商、锦州等银行风险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按照“防早防小”的原则，六大行还可以对中小银行适当进行能力输出，夯实中小银行自身的安全基础。比如，将成熟的金融科技工具开放、共享给中小银行，提升中小银行的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从而改变中小银行的风险定价思路。再如，将风险管理经验总结提炼后提供给中小银行，从制度和管理层面强化中小银行的风险管控能力。当然，六大行还可以通过一些并购操作来协助化解风险。
坚定推动金融走出去。当前，实施金融走出去战略较为艰难，主要是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已经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深度参与者，需要有与之匹配的金融服务支撑。从竞争博弈的角度考虑，我国金融体系还处于发展阶段，要保持金融稳定、提升金融竞争力，不断增强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是较优策略之一。因此，即使外部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我国金融走出去也势在必行。首先，六大行可以紧密跟随企业走出去，通过我国的经济影响力，扩展金融影响力。六大行在全球网络布局方面具有优势。其次，要考虑通过投行业务深入国际市场。虽然我国银行的投行业务相对来说是短板，但进入国际市场不需要太高的客户门槛。最后，要助力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俄乌冲突对我国金融体系起到了警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