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纸上谈兵”，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历史人物——赵括，并认为他死读兵书、不知变通，高谈阔论、兵败误国。“纸上谈兵”在今天已成了“空谈理论，不切实际”的代名词。
让赵括背上“纸上谈兵”千古骂名的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
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公元前年，秦赵因上党归属交兵，赵将廉颇面对秦将王龁，丢了上党，接连败战，伤亡很大，公元前年农历七月，退据长平、筑壁而守，秦军强攻，攻占下西边的营垒，斩杀两名都尉，多次挑战，廉颇就是坚壁不出兵。赵孝成王对此多有不满。秦相应侯使反间计，赵孝成王遂用赵括换掉廉颇以出兵击敌，秦国偷偷以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并严格保密。秦军诱敌深入至壁垒，赵军被截击成两段，后路粮道皆断，只好筑壁坚守待援，秦昭王得知情况，就亲自到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及附近地区），加封当地百姓爵位一级，并征调河内郡十五岁以上的青壮年到长平，拦截诸国的援军和粮运。农历九月，赵军主力已断粮46天，期间屡遭秦军轻骑兵攻击，突围总是失败，士兵互相残杀为食，赵括将剩余的赵军组织成四支突围部队，轮番冲击了四、五次后仍不能突围，最后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被秦军乱弩射死，赵军投降，除了年纪尚小的名赵军放回，其余被坑杀。此战后，赵国元气大伤，秦国为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实，赵括并非无能之辈，长平之战，赵国本就凶多吉少，鲜有胜算。
原因一，在国力上，秦国远强于赵国。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专制集权制度，把全部精力用于耕、战，到长平之战前夕，变法已近百年，成为战国七雄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而赵国是四战之地，北有胡林、匈奴，南有悍魏，东有强齐，西有虎秦，战事不断，无法安心发展经济，虽为大国，在战国七雄中，国力在秦楚之下，只能位列中等。
原因二，在后勤上，秦军处于优势，赵军处于劣势。秦国拥有巴蜀、汉中、河东三大粮仓，以及部分江汉平原，粮草可谓充足，通过渭河、黄河、汾河从河西郡雍城水运至河内绛邑，再转至长平战区，运输效率大大提高，保障了前线充足的后勤供应；赵国在3年战事中粮草快要不济，当年发生了饥荒，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而且，后勤运输依靠马背人抬，相比秦军水运，效率低下。
原因三，在兵力上，秦军处于优势，赵军处于劣势。在长平之战中，秦军“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投入约60万；赵军“带甲之士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先后投入约45万。秦国地近西北，民风凶悍尚武，马匹优良，军车迅猛，士兵为争军功，奋不顾身，嗜杀成性，赵国经胡服骑射改革，骑兵训练有素，军事素养较高，作战经验丰富，但步兵不如秦兵，而且长平地形有利于步兵作战，秦军在兵员素质上也占优势。将领方面，秦国主将是武安君白起，大战经验丰富，尤善野战，莫说是在当时，就是在整个战国时代，都是数一数二。赵国主将廉颇，长项是防守而不是野战，名气战绩皆不如白起。
长平之战换将，赵孝成王有自己的考量。最主要的原因是后勤，坚壁不出固然可以避敌锋芒，但拼的是后勤保障，赵军战事中期就已经粮草不济，与秦军这样耗下去，必败无疑。那么，赵军只有退和进两个选择，退军，必然遭到秦军追击，将一溃千里；出击，尚可争取胜利。而廉颇在野战中接连失利，不敢应战，固执坚持防守，等着赵孝成王换将，既可以全身而退，又可套退战败的罪名和骂名。其次，上党、长平战事引起民怨，三年以来，廉颇的作战不利和坚壁不出，消耗了大量国力，硬把战事拖到粮草不济，崇尚武力的赵人很是不满，秦国在此民情上，又实施了反间计。赵孝成王最终恼羞成怒，不得不换掉廉颇。
至于赵孝成王选择赵括，是无奈之举。赵国当时的确没有特别擅长野战的将军人选，赵奢擅长野战，但已去世；田丹是齐人，擅长防守反击；乐毅已是病老，与秦燕眉来眼去，儿子乐间在燕国身居高位；李牧擅长伏击战，此时没有崭露头角。如此一来，就只有赵括可供选择了。其一，赵括是赵室宗亲，忠诚度最可信；其二，他是名将赵奢之子，在与擅长野战的父亲论兵，屡屡取胜；其三，麦丘之战，他向父亲赵奢献计巧破敌城，阏与之战，也给父亲很多很好的建议，大破秦军；其四，秦国的反间计起了蛊惑作用。赵括唯一的不足就是缺乏领兵实战经验。对于赵孝成王而言，事已至此，不选赵括又能如何？
赵括初出茅庐，就指挥春秋战国规模最大的战事，虽战败，但能坚持2个月之久且给敌人较大杀伤，已是难能可贵，并非军事上的无能之辈。
他采取集中优势兵力一点击破的战法主动出击，力争在断粮之前打败秦军主力，临战经验的缺乏，导致赵军功亏一篑而陷入重围。当时的对阵形势是，秦军居西，背靠沁水，赵军居东，背靠丹河，南北分别为太行、王屋山脉，决战场就是山水之间的盆地。赵括先命皮牢赵军出击，任务是控制沁水，截断秦军粮草水运，然后挥师向东，和主力一起夹击秦军，接着命令晋阳赵军南下，保护皮牢赵军，并威慑秦国空虚的河西本土，安排到位后，他才率主力猛击，打得秦军猝不及防，因招架不住迅速撤退，可不是白起故意示弱以诱敌深入。赵括在追击中发现沁水东岸光狼一带的秦军营寨，率军发起了疯狂进攻，屡次冲入阵地斩杀敌人。
只不过，白起是身经沙场百战百胜的老将，派兵截住皮牢、晋阳两地赵军，赵括决定率主力退回长平，但秦军死缠烂打，两军胶着，在胜负难分的关键时刻，赵军断粮，赵括令一支赵军断后，亲率主力撤回大本营，就要到长平，前方忽然出现了穿插成功的秦军，追兵已至，只有东渡丹河，才能摆脱夹击，然而，赵军主力到了丹河边，做梦也没有想到偏偏此时河水变深，涉水渡河已不可能，就这样陷入了秦军重重包围之中。
从军事指挥上看，赵括能果敢地进行随机应变，表现至少中规中矩，丹河水涨这种战场形势非主管变化显然在他意料之外，这也是他临战经验不足所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只是将士军事素养的主观因素，还有战场自然条件变化的客观因素，军事指挥上对其娴熟的整体把握，没有丰富的经验积累是做不到的，赵括初出茅庐，白起身经百战，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赵军由夹击到被反夹击再到陷入重围，并非赵括草率冒进中了白起诱敌深入之计。
在陷入重围并断粮的情况下，赵括仍能沉着指挥赵军与秦军殊死搏斗46天，给敌人很大杀伤，直到救援无望，仍宁死不屈，亲自率军突围，以身殉国，既表现出了战将的能力和威望，又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断粮46天，赵军没有溃败，最后仍能临危不乱，发起绝命反击，仍能有序编成四队，从东南西北分散突围，他在破阵无望的关头，挺身而出，亲自披甲冲锋，牺牲在乱弩之下，不失为英雄豪杰。如果赵军粮草充足，一时难分胜负。
秦国临阵偷偷换将，严令泄密者斩，秦昭王亲自到河内郡，也从侧面证明了赵括并非草包将军。
作为对手，白起对赵括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言下之意，赵括生不逢时，初出茅庐就指挥长平大战，虽败犹荣，若假以时日去历练，也会成为一代名将。
其实，长平之战失败的责任主要在于赵孝成王，其次在于廉颇。冯亭献上党，本是嫁祸之计，赵孝成王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中计，引来战事。他硬是等到廉颇用3年把战事拖到粮草不济，才急忙换将以转守为攻，令战局十分被动，早换将早攻，至少会给秦军更大杀伤。他在求援还是求和问题上，也是犹豫不决，缺乏孙权那种与“曹贼”势不两立的定力，最终做出求和的错误决策，结果就是，诸侯按兵不动，秦国变本加厉，赵国孤立无援，要知道，求和只会动摇军心，丝毫改变不了秦灭六国的坚定意志，只能让其做更充分的军事和外交准备、五国更加观望、赵军更加不利；求援既能坚定抗秦的军心民心，又能疏远秦与五国的关系，博得同情，尚有获得援助的希望。而廉颇坚守3年，实际上是消极避战，拖垮了赵国。
至于“纸上谈兵”的冤案坐实赵括，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长达多年的漫长岁月。
关于赵括最详细的记载，是《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内容如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nàn），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jiàng）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耳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如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佯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
注意，文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及纸。纸，发明是于西汉初期，经东汉蔡伦改进制造技术，才被广泛使用。在战国时期，是没有纸的，赵括顶多“简上言兵”，“纸上谈兵”纯属子虚乌有。
把“脱离实际”的抽象意义具象化到“纸上”，并明确指向军事专业，犹如生物进化一样，过程漫长。
“纸”和“简”原本是中性词，作为书的原材料，一个太过轻薄，一个太过厚重，引申是人类的一个用语习惯，最终，“纸”落了个“脱离实际”的骂名，“简”博了个“名留汗青”的美名。
纸与实践的对立始于梁代陶弘景《登真隐诀序》：“屡见有人得两三卷书，五六条事，谓理尽纸上，便入山修用动积，岁月愈久愈昏。”
唐代《禅林宝训》，把这种对立彻底定了性：“昔达观颖初见石门聪和尚。室中驰骋口舌之辩。聪曰：子之所说乃纸上语。”旁有注解：“学者不可泥于文字语言，盖文字语言依他作解障自悟门，不能出言象之表。”
于是，“纸上”修辞从唐宋以降，一路堕落，几成习语。如陈埴《木钟集》：“法真圆机之士，非纸上之空言之也。”洪迈《容斋随笔》：“乃知世间事，不可泥纸上陈迹。”可见纸这个载体，已和“空言”、“陈迹”牢牢地挂上了钩，再也甩不脱了。
到了南宋，儒家也加入黑“纸上”的大合唱中。《朱子语类》里曾有教诲：“专做时文底人，他说底都是圣贤说话。且如说廉，他且会说得好；说义，他也会说得好。待他身做处，只自不廉，只自不义，缘他将许多话只是就纸上说。”
朱熹的意思是，有些人话说的很漂亮，但做起事来却不廉不义。他把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称之为“纸上说”。
同一时代的吕祖谦，也有类似的说法：“要得亲切，须是论世。论者讲论之谓，若不讲论，只是纸上说。”
虽然吕祖谦说的和朱熹是两个话题，但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纸上说”，使其明确具备了光说不练、不切实际的贬义。
随后，陆游更是来了一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此时，“纸上”所涵盖的只是释道儒等学术领域，还未涉足军事。北宋靖康之变后，接连的战事失败和国土沦丧，文人墨客悲愤至极，潜意识里将“纸上”的“浅薄”应用到军事，以发泄不满情绪。
这不，北宋晁说之来了一首七绝《悲秋》：“白杨夹道起秋声，要使征人恨不平。自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笔秃却谈兵。”元常指的是三国书法和军事双料名家钟繇。诗中虽然没直接提到纸，但“笔秃却谈兵”已经间接地把“纸”和“谈兵”关联，意在表达，国家军事屡屡败北，自己却一事无成，就算钟繇活在当下，宁愿苦练书法，也会拒绝谈兵。“纸上谈兵”修辞的基础框架就此构成。
接下来，就是“笔秃”向“纸上”的修辞进化，并与“谈兵”相联。
刘过《龙洲集》有歌云：“不随举子纸上学六韬，不学腐儒穿凿注五经”，“纸上”取代“笔秃”，“学六韬”与“谈兵”相接近。
王庭珪有“欲将笔力扛九鼎，纸上有说能平戎。”唐仲友有“势诚不便，力诚不及，轻戎之可也。又何纸上语之拘乎。”皆将“纸上”与兵事相联，并赋予“脱离实际”的抽象意义。
至蔡戡《定斋集》，有一段颇有意思的言论：“夫去病用兵，与孙吴合者多矣，岂真不学兵法耶？其言大而夸，特以激武帝耳。后之为将者往往以此藉口，曰：我善为战，我善为阵，孙武之法，纸上空言，不足观也。”他借评价霍去病，去嘲讽那些夸夸其谈的将领，反用“孙武之法，纸上空言”之意，“纸上谈兵”的装修材料得以齐全。
晁说之曾谏止钦宗不可弃汴京出狩；刘过屡陈恢复大计，谓中原可一战而取；王庭珪因作诗批判秦桧被流放岭南；唐仲友、蔡戡亦都是南宋名人。他们因时政抒悲愤，不约而同地以“纸上”相讽兵事，符合汉语用语规律，很是正常，不过，还没和赵括产生关联。
到了元末明初，大儒刘如孙汲取晁说之的结构设计，袭用在南宋酝酿成熟的修辞结构，在《湘南杂咏》里写了这么两句“鄂垣仅有湘南地，朝野犹夸纸上兵。"“纸上兵”由是合体。
之后，郭之奇自称“臣怯於师中，而勇于纸上。”石文器有“谁筑道傍舍，难筹纸上兵。”等等。
新问题来了：“纸上兵”，那么谁看纸看得多呢？自然是书生。陈子龙就自谦过，说“本职以书生谈兵，未协人望。”葛麟亦有云：“臣以书生谈兵，宜为人笑”。黄克缵《数马集》里，把这两种变化同时做过应用：“书生谈兵，不过纸上空言。”“书生谈兵”产生了不靠谱的意象。
郭、石、陈、葛、黄等人，几乎全是明代人物。郭之奇抗清至康熙年间方才身死；石文器闻明亡而素服哀号；陈子龙投水殉国，葛麟在卯湖与清军激战，中箭战死；惟有黄克缵稍早，是天启朝人物，擅长造炮，因卷入三案争执，又入阉党东林之争，坚持理客中，为左右不容，心力交瘁被迫辞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恰逢朝政不靖、奸庸当道，有心报国却无门。
由此可见，靖康之变，“纸上”开始扯上“谈兵”；明清乱世，“纸上兵”频频合体现身。
明清诗坛领袖钱谦益编撰过一部《历朝诗集》，收录了刘如孙的《湘南杂咏》，对其“纸上兵”的用法印象很深刻，后来给卓尔康写墓志铭，还特意提了一句“（卓）尤详于武备，人皆易之谓‘纸上兵法’耳。”不过，这里是褒用。
有他带头，清代这种用法就多了起来。如：华长卿：“挟策休谈纸上兵，鬓眉豪气尚纵横。”黄文旸：“遂成法家案，岂等纸上兵。”张潮《幽梦影》:“文人讲武事，大都纸上谈兵；武将论文章，半属道听途说。”《孽海花》：“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谁最先把“纸上兵”变成“纸上谈兵”，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迄于雍乾之际。比如对保培基的《西垣集》，黄云渡评注中就明确用了“纸上谈兵”四字，乾隆亦有批语：“观其摺奏情词。不过纸上谈兵。其于实在机宜。未必有当。”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提目总要》评价陈造的《江湖长翁文集》写道“盖仿杜牧而作，不免纸上谈兵，徒为豪语。”后来又在《平台纪略》写道“至今资控制之力，亦可谓有用之书，非纸上谈兵者矣。”
《红楼梦》七十二回，黛玉湘云在凹晶馆联诗，妙玉把诗续完，黛玉湘云二人皆赞赏不已，说：“可见我们天天是舍近而求远．现有这样诗仙在此，却天天去纸上谈兵。”由此可见，“纸上谈兵”在雍乾之间已成为习语，后来还涌现出了一个异体用法，叫做“纸上谭兵”。谭，即天方夜谭之谭。如魏源《圣武記》卷十二附录有“今日动笑，纸上谭兵”；文廷式《文道希先生遗诗》有：“莫道牖中窥日，便堪纸上谭兵。”
“纸上谈兵”这栋建筑此时已被装修得外表美轮美奂、里面富丽堂皇，只不过还没有人入住。
在唐宋，只有“书生谈兵”的用法，但在明代，徐渭曾自叙云：“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试其经营。笔之于书者，亦且数篇，使其有心于时，纵无实用即如赵括之空谈，亦谁为禁之者。”“纸上谈兵”开始看上“赵括”这个主子。
到了晚清，“纸上谈兵”才和“赵括”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朱云锦在《豫乘识小录序》中如此“牵线搭桥”：“据古人经行防守之地。谓某宜设屯田。某宜列堠戍。则尤为印板兵法。无异赵括之读父书。”
两者的捆绑结合源于沈葆桢的极力撮合：“以武乡侯之谨慎图功，尚因轻信马谡而至街亭之失；他若赵括能读父书而陷长平。昭远自比诸葛而失金蜀，殷浩人称奇士竟至一败涂地，房琯自夸车战不过纸上谈兵。”
民国至今日的“纸上谈兵”，用来讽喻赵括志大才疏、脱离实际、误国害己，已成固定用法。
“纸上谈兵”得以“生物进化”成功同样需要特定的“自然环境”，那就是中国的宗法封建及其以后的宗法专制。
当朝当代、历朝历代，谁又敢说赵孝成王的不是？那可是挑战君王的威严！战败的罪责就只有让尽心尽力却战死沙场的赵括全部承担，反而第一责任人置身度外，第二责任人美名千古。后进习语虚喻前人的千古奇冤，莫过于赵括的“纸上谈兵”！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多年的宗法专制，民主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赵括“纸上谈兵”的千古奇冤很难再重演。
国家难免危难之时、存亡之秋，总要有英雄人物挺身而出，我们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中华民族以后的路更漫长，为赵括将军平反的历史现实意义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