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塞拉斯的“两种映像”观
成素梅
作者简介：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成素梅（－），山西交城县人，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山西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和休闲哲学。
人大复印：《科学技术哲学》年04期
原发期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年第6期第30-36页
关键词：塞拉斯/常识映像/科学映像/哲学的目标/W.S.Sellars/manifestimage/scientificImage/theaimofscience/
摘要：塞拉斯把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常识的”映像和“科学的”映像。他认为，前者是关于人类自己的概念，是一种前科学的、未受批判的、朴素的人类世界观，它定义了已有的哲学反思的一个端点；后者是一种经过反思、批判和逻辑加工形成的框架，是用假定感觉不到的客体和事件来说明能感觉到的客体与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哲学研究的目标正是向着把这两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映像统一起来的方向发展的。这种观点促进了对整个哲学史的批判与反思，为科学实在论的辩护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意义。但是，他把人类概念思维的社会的、伦理的和价值的维度留给常识映像，把认知与说明维度留给科学映像的做法，有可能会加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他对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的论证方式有可能陷入“理论家的困境”。
塞拉斯（W.S.Sellars）是继实用主义奠基人皮尔士（C.S.Peirce）之后美国最卓越的哲学家之一，是科学实在论的创始人。他的科学实在论思想是在年发表的《哲学与人类的科学映像》一文中，基于语言和逻辑分析技巧，来探讨哲学的发展目标和内在动力时，所阐述的。他认为，哲学的目标是预设了真理性的反思知识。以此为前提，他把人类与世界之间的根本不同的联系方式区分为两种“映像”。第一种映像称之为“常识的”映像（manifestimage）；第二种映像称之为“科学的”映像（scientificimage）。然后，立足于哲学史与科学史的双重视角，通过对这两种映像的形成过程、基本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论证了科学理论的实在性与理论实体的本体性问题。[1](P－)那么，塞拉斯是如何界定这“两种映像”的？它们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种区分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又蕴含着怎样的不足？对这些问题进行较系统的考察，对于反思当代科学实在论问题，促进更合理地理解科学，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与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常识的”映像
塞拉斯所定义的“常识的”映像，是指人类第一次拥有自我并开始面对自己时形成的框架，或者说，是当人成之为人时，所拥有的一种关于人类自己的概念，是一种前科学的、未受批判的、朴素的人类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从我们所说的“原始的”映像（originalimage）中提炼而来的。提炼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去人性化的过程①，是人类把自己与自然界中的其它事物逐渐地区分开来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人类不断地反思自我的一个过程。他认为，反思总是在一个能够被评价的概念框架中进行的，人类能够思考，就是学会了能够通过一个正确的、相关的和证据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在这种意义上，各种类型的概念框架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先于其部分而出现的，在特征上，不可能被解释为是各个部分的集合。因此，从人类行为的前概念的模式向概念思维的转变是一种整体性的转变，即，跃迁到一个不可还原的新的意识层次，跃迁到产生了人类的层次。人类与其祖先之间根本不同的概念就是有了深刻的真理。在塞拉斯看来，人类从原始映像中对常识映像的提炼分为两种类型：（1）经验上的提炼；（2）范畴上的提炼。
塞拉斯所说的经验上的提炼主要指在广泛的常识映像框架内进行的提炼，这种提炼过程逼近世界的方式类似于“纯粹关联”的归纳推理和统计推理，是根据常识映像的概念框架来整理经验。关于事物的纯粹关联的概念，既是历史的虚构，也是方法论的虚构，因为这个概念包括了从发现事物的条件和理论中抽象出来的相关成果。所以，人类的常识映像并不是人类世界观发展中的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阶段。从哲学史上来看，常识的映像对于哲学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定义了已有的哲学反思的一个端点。不仅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反思体系是围绕常识的映像建立起来的，而且，在近代和当代思想的许多体系和准体系中，有些似乎也与那些经典体系有着不同程度的共同之处。当代大陆哲学的主要学派是如此。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强调语言分析的当代英美哲学，近年来，在血缘关系上也变得越来越明显。[1](p)因此，塞拉斯总结说，所有这些哲学都能够被解释为是对人类的常识映像的不同程度的说明，这种说明被看成是对人类与世界本性的充分而全面的描述。
塞拉斯所说的范畴上的提炼主要是指使人成之为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人成之为人的范畴提炼方式，并不是指从原始映像中逐渐地消除迷信，而是指比改变信念更根本的一种变化——改变范畴。因此，塞拉斯认为，常识映像的对象是“人”，而且，这里所说的“人”，并不是意指“灵*”（spirit）或“心灵”（mind），个人的概念包括有两样东西：心灵与肉体，是一个合成的对象。人类在从原始映像中提炼常识映像的过程，是从周围的自然现象中“删除人”的一个过程。在这里，自然界成为“被删除了人”的场所，“人”的范畴则以一种被删除的形式应用于自然界。因此，形成了与人无关的事物和与人无关的过程之类的新范畴。在原始映像中，所有的“客体”都是人性化的。因此，所有类型的客体都是使人成之为人的一种方式。塞拉斯以刮风为例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在原始映像中，说风刮进房屋里，意味着风是带有某种目的才故意这样做的，也许经过劝说之后，风就不会刮进屋里来了。在常识映像的早期阶段，不再认为风刮进房屋里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故意行为，而是出于风的本性。这样，除了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之外，像刮风这样的自然事件，就被去人性化了。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人明白了，人在做什么，也明白了环境是什么。或者说，只有在形成常识的映像之后，人才懂得把自己与周围的环境区别开来。
塞拉斯明确地指出，他并不是出于分类哲学的兴趣，才定义常识映像的，而是常识映像确实在哲学思维和一般的人类思想中是客观存在的。常识映像超越了个人思维成为产生哲学思维的一个开端，特别是，它使得世界能够成为描述客观映像对错的一个评价标准，或者说，常识映像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可理解的世界结构的不同程度的反映。这样，在定性的意义上，我们不仅能够把构成思想的要素看成是与世界的构成要素相类似，而且，把世界看成是产生这些构成要素的原因，思维方式中发生的事情是对事件方式的摹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塞拉斯认为，在从柏拉图（Plato）开始一直追溯到当代的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有许多哲学体系都只限于根据实在或世界来说明个人的概念思维框架。直到黑格尔（G.W.F.Hegel）时代为止，哲学家才真正意识到，在人与人的行为之间，如果没有正确而适当的判断标准，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概念思维。这是因为，在“我”的所作所为与“他人”的所作所为之间的比较，才是理性思考的本质。因此，从根本意义上看，对个体思想家的概念框架的固定与超越，是一种群体行为或社会现象。这一事实意味着，关于人类的常识映像的社会特征，直到19世纪才得到了说明，但是，这种说明是很不充分的。②塞拉斯把常识映像的社会特征理解为是一种主体间性。他认为，在当代实践中，没有主体间的比较标准，就没有概念思维，也不会出现像下棋或打球之类的游戏。不过，他强调指出，概念思维这种游戏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游戏完全不同，它有两个值得重视的非常独特的重要特征：其一，人们不能根据被告知的规则来玩概念思维的游戏；其二，无论其它类型的概念思维是否有可能，人类的概念思维确实包括了对世界的表征方式。这意味着，一方面，作为个体的思想家在根本意义上是群体成员之一；另一方面，一个群体只有当组成它的每个成员都把自己看成是与“他人”相比较的“我”时，才能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因此，在一个存在着的群体中，组成成员已经自觉地表征了他们自己。这样，在塞拉斯的定义中，概念思维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人沟通的一个基本前提，群体成为个人与可理解的秩序之间的一个中介。
但是，塞拉斯认为，在常识映像的框架内说明这个中介的任何一种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在于，对于这样一种企图而言，常识的映像所包含的资源，提供了把科学理论确定为一个说明框架的基础。或者说，正是在人类的科学映像中，我们才开始注意到，人类拥有一个自我映像的主要轮廓，因为我们开始把常识的映像看成像一种群体现象那样是一个进化发展的问题。但是，这个进化发展的过程是在非常简单的水平上进行的。“常识的映像”通常会受到有限感觉阈限的制约，只有“科学的映像”才能超越人类自身感觉阈限的制约，才能透过表面现象达到对客观世界本质的认识。因为单纯的主观感觉只是对外界作用的一种消极反映，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认识，只有把这种感觉纳入能动的思维领域，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那么，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人类的常识映像能够幸运地存在下来，不被结合到科学映像中呢？塞拉斯认为，只有考察了科学映像的陈述时，这个问题才能得以回答。
二、科学的映像
塞拉斯把“科学的”映像定义为是一种经过反思、批判和逻辑加工而形成的框架，是用假定感觉不到的客体和事件，即，不可感知的量（imperceptibles），来说明能感觉到的客体与事件，即，可感知的量（perceptibles）之间的相互关联，或者说，科学的映像是从假定的理论结构的成果中演绎出来的映像，并且，与常识的映像一样，也是理想化的和在过程中形成的。塞拉斯强调指出，他对“科学映像”这个概念的阐述，不是在人类的非科学的概念和科学的概念之间作出对比，而是在下列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对比：即，一个是只局限于根据关联技巧阐述感知能够利用理论阐述的许多新关联，来重新说明先前建立起来的旧关联。因此，在关联程序与假定程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他举例说，当物体的电磁辐射理论与物体的化学构成联系起来之后，我们才能更加详细地阐述过去常见的石蕊试纸在酸性液体中会变红的内在机理。这意味着，科学映像比常识映像更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性。
塞拉斯认为，“科学的”或“假定的”映像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综合了各门学科的理论映像（theoreticalimage）的一个概念，其中，每一个理论映像都适用于具有一定自主性的人类的概念框架。因为不同的学科涉及到人类行为的不同方面，有多少与人相关的学科，就有多少个理论映像。例如，有理论物理学家、生物化学家、生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他们的映像都与常识的映像形成了对比。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看，每一门学科都是从不同的“地方”通过不同的程序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接近可感知的物质世界。这些不同的理论映像之间是相互协调与彼此促进的，它们在整体上的合作与协调关系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科学映像。他举例说，我们能够让生物化学的研究对象遵守理论物理学所阐述的定律，从而把生物化学的映像与物理学的映像统一起来。这体现了理论实体的内在“同一性”。也就是说，生物化学的物质是由物理学阐述的粒子构成的，它们所遵守的定律，是基本粒子遵守的定律的特殊情况，或者说，生物化学的化合物与亚原子粒子的图样是一致的。但是，反过来，基本粒子的特殊图样不可能遵守生物化学的定律。因此，基本粒子的复杂图样不可能以简单的方式与不太复杂的图样联系起来。
为了进一步说明科学映像的形成过程，塞拉斯接着考察了生物化学的映像与生理学的映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把这两种映像结合到一种映像当中，将会表明，生理学（特别是神经生理学）的实体能够被等同于复杂的生物化学系统，在很弱的意义上，与生理学相关的理论原理能够被解释为是生物化学的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当我们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来考虑人在这个科学的映像中所处的位置时，就会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行为心理学”这一术语具有多种含义，至少在一种含义中，这门学科不属于科学映像的范围，而是属于常识映像的范围。这是因为，在更广泛意义上，心理学还是一门行为科学，心理学中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属于常识的框架，并且总是根据人的行为标准来确证假设的心理事件，或者说，是用可观察的行为作为心理事件的证据。然而，在常识的映像中，可感知的行为只有在主体间性的意义上，才能成为精神事件的证据。行为主义不仅把证据局限于一致性的观察行为，而且，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是寻找不同行为模式之间存在的关联。关于这种关联所带来的一个有趣问题是，“有理由认为，行为模式之间的关联框架能够建立起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理解吗？”[1](P)
塞拉斯以动物的行为为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众所周知，动物既有复杂的生理系统，也是一个生物化学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动物行为学必须用神经生理学或生物化学的术语来阐述。至少我们可以根据进化论提供的关于动物行为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宏观变量，比如，刺激、反映、目标行为等概念，来研究动物的行为。行为学家通常是运用统计方法来发现动物的行为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之间的关联。但是，根据行为学的程序所得到的发现与确认，当然不同于根据神经生理学假定的实体与过程所作出的说明。当生理学的考虑有可能提出有待检验的新关联时，这些关联本身必须是独立于生理学的考虑建立起来的，它们一定属于不同的行为科学。然而，动物的关联行为学总是在当时的物理学、化学、寄生虫学、医学和神经生理学等相关学科提供的“标准条件”的背景知识范围内才会有效。关联行为学是对生物体在刺激——反映条件下的特性的描述，因此，这些特性是“不确定的”。如果把假定的实体与生物体的各种各样的宏观行为变量尽可能地联系起来，那么，会有助于预言新的关联。塞拉斯明确地说，在这里，他的分析夸大了对低等生物体行为的假定程序的方法论效用，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的神经生理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这种分析思路至少表明，在科学映像的语境中所研究的动物行为比在常识映像的语境中研究的动物行为更具体和更深入。
塞拉斯认为，在人类行为学中，情境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同。这是因为，人的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任何两个相继的可观察行为，在本质上，都包含有非常复杂的与言语行为相关的“不确定的”事实。因此，在人类的行为学中，假设一个内在的事件系列来解释行为状态与特性之间的关系，确实证明是有帮助的。但是，就当前的科学发展水平来说，这种假定还没有达到神经生理学那样的程度。然而，不管人类的行为学是否包括关于假定实体的陈述，在“假定的”映像或“理论的”映像中，一定能找到已建立起来的关联的对应物。或者说，没有一位行为主义者会否认，他所寻找与建立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对应于神经生理学的关联和生物化学的关联。因此，他初步假设，尽管行为学与神经生理学还是不同的学科，但是，行为学的关联内容指向神经生理学理论所假定的过程与原理的结构。塞拉斯根据这种假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科学映像被证明是复杂的物理系统的映像。
这种观点显然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倡导的物理主义有某种一致之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塞拉斯虽然与卡尔纳普（R.Carnap）一样，都站在统一科学的立场上③，主张把所有的学科最终还原为物理学。但是，两者的思路与论证方式是不相同的。卡尔纳普认为，一个科学理论包括有理论定律、经验定律和对应规则三个层次。其中，理论定律只包含有理论术语，是从经验观察中推论出来的，是超越经验的一种假设，是关于不可观察的或不可测量的客体或特性的定律，它只能说明和预言经验定律，不可能得到直接观察的辩护；经验定律只包含有观察术语，是对观察经验的归纳概括，是关于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客体或特性的定律，它能够说明与预言经验事实，并得到经验事实的直接证实；对应规则是把明确的理论陈述与可定义的观察陈述联系起来，或者说，是连接理论定律与经验定律的中间桥梁，它既包含有理论术语，也包含有观察术语。理论的任务是借助于对应规则从理论中演绎出经验定律。最后，各门学科都能够被还原于或统一于物理学的语言与定律。
塞拉斯则根据整体论的思想并立足于过程论的立场认为，关于科学理论的这种“夹心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或“层次图像”（levelspicture）在方法论意义上强调了三种不同类型的陈述，在本体论意义上隐含了观察框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观点，这个层次的概念是一种神话，这种图像本身是一种误导。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关于理论术语的意义和理论实体的实在性的困惑与对应规则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实际的科学发展中，经验定律与理论定律并没有独立的自主性层次。只有从理论的视角来看，与理论定律相对应的经验概括才具有自主性。或者说，我们只有在一个理论框架中，才能说明为什么可观察的对象会遵守如此这般的经验定律。例如，物理学家根据气体的分子运动理论说明了气体为什么会遵守波义尔定律。因此，接受了气体的分子运动论的解释，就意味着接受了理论框架所假定的客体，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种理论实体是存在的。[2](P－)塞拉斯通过分析不同的理论映像之间在说明机理方面存在的相互借鉴与协调关系，得出由此而来的科学映像最终必然会统一于物理学的映像的观点。所以，在塞拉斯看来，至少科学的映像比常识的映像更真实地反映了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常识的映像只是对经验关联的一种概括，科学的映像则能对这种经验概括提供一种机理性的说明。那么，这两种映像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三、两种映像之间的关系
塞拉斯认为，“常识的映像”和“科学的映像”虽然都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映像，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一方面，由于它们有时会得出相互矛盾的陈述，所以，它们是人类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和不同层面得到的相互竞争的映像；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是“理想化的”，需要进行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常识的映像是从史前史的迷雾中产生出来，并立足于人的宏观感知，通过对常识经验中的关联关系的提炼和范畴的提炼而形成的；科学的映像则是假定了不可观察的实体或事件来说明可观察的实体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就常识映像的提炼适当地运用了科学方法而言，“常识的映像”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映像”。但是，不同的是，人类提炼常识映像所运用的科学推理并不包括假定的科学推理，即，不包括运用“假定不可感知的实体及其相关的原理，来说明可感知事物的行为”。在这里，塞拉斯实际上提供了科学映像不同于常识映像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即，科学的映像是运用假设了作为不可观察量（unobservables）的实体，来说明可观察量（observables）之间的关系。塞拉斯认为，在这种意义上，与人类的常识映像相比较，人类的科学映像“可能称之为‘假定的’或‘理论的’映像更恰当”。但是，他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科学的映像”这种说法也不会引起误解。[1](P)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提炼常识的映像所运用的方法主要是关联方法（Correlationalmethods），而提炼科学映像所运用的方法则主要是假定方法（postulationalmethods）。但是，关联方法与假定方法一直与科学的进化相伴随，两者在辩证的意义上是相关的，假定的假设预设了有待说明的关联，提出了有可能被研究的新关联。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两种映像之间的内在关系，塞拉斯在说明主义的意义上区分出下列三种选择：a在森林完全等同于许多树木这种简单的意义上，常识的物体完全等同于无法感觉到的粒子系统；b只有常识的物体是真实存在的，不可感知的粒子系统是对常识物体的一种“抽象的”或“符号的”表征方式；c常识的物体是人们关于由不可感知的粒子系统构成的实在的一种心理“表象”。
塞拉斯首先明确地指出，选择b曾得到了有能力的哲学家（比如，工具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拥护，但是，他拒绝接受这种把科学映像仅仅看成是常识映像的“符号工具”的观点，或者说，他把这种观点看成是一种给定的神话加以拒绝。接着，他从分析一个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出发，论证了选择a的不可能性。他认为，单从逻辑上来看，一个物体既可能是一个拥有感知变量的可感知的物体，也可能是一个没有可感知变量的不可感知的对象系统，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的矛盾。但是，选择a预设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只能拥有其部分所具有的特性。无论是在常识意义上，还是从当代科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或者说，如果一个物理系统是一个在严格意义上不可感知的粒子系统，那么，它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具有常识映像中可感知的物体的特性。这样，他得出的结论是，常识物体是感知者关于不可感知的粒子系统的“表象”，这就是选择c。然后，塞拉斯用了大量的篇幅，对选择c可能会遭到的反对意见进行了反驳。
他认为，选择c通常受到的一种异议是，如果认为宏观物体是人关于不可感知的粒子系统的“表象”，那么，我们周围的所有物体将会全部是无色的。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在常识的框架内，说一个看得见的物体是没有颜色的，就像说一个三角形是没有形状的一样荒谬。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爱丁顿（A.S.Eddington）所讲的两个桌子的问题，一个是看得见的宏观桌子；另一个是由看不见的微观粒子构成的桌子。①在塞拉斯的情形中，相当于是常识映像中的桌子和科学映像中的桌子。塞拉斯认为，这种异议没有任何价值，是一种幻觉。因为它错误地把包括了桌子之一的可观察层次的物体看成是“绝对的”，这不是否定同一个框架之内的信念，而是用在一个框架语境中已接受的常识观念来否定另一个框架语境中的观念。所以，这种异议实际上是对给定的概念框架本身的挑战。尽管关于宏观物体的概念框架，即，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框架，对于日常生活的目的来说，是适当的，但是，当它说明所有需要考虑的事物时，最终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应该被接受的。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反对观点是无效的。因为它并没有提供一种超出常识框架范围之外的观点。
塞拉斯认为，在机制说明方面不起作用的常识世界中的那些特性，已经被笛卡尔（R.Descartes）及其新物理学的解释者所抛弃，这是一个熟知的事实。接着，塞拉斯进一步通过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观点的批评和对概念思维与言语行为之间的相似关系的分析表明，从当代神经生理学的观点来看，把概念思维等同于神经生理过程，原则上没有任何障碍。这种同一性比常识映像中的物体与复杂的粒子系统的同一性更直接。但是，应该注意到，人的概念思维与人的感知是有区别的，把概念思维等同于神经生理的状态和把感知等同于神经生理的状态，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不是说，原则上不可能把神经生理的状态定义为高度类似于常识映像的感觉。而是说，困难在于，描述物质的可感知性的特征，例如，颜色，似乎在可定义的神经态及其相互作用的领域内，是根本没有的，说物理学理论中的粒子带有颜色，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应该如何把常识的感知与它的神经生理学的对应物结合起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一种选择：是否承认有意识的感知能够与大脑的视皮层中的相似物一致起来。
塞拉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二元论的选择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根据推测，感知是说明我们如何开始建构常识世界中的“表象”所必需的，或者说，感知是说明如何会存在有色物体所必需的。如果科学的映像本身有可能作为一个封闭的说明系统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说明将会是一个神经生理学的建构。常识映像中的表象只是一个被说明的对象，不能最终达到与神经生理过程的作为一个封闭的说明系统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说明将会是一个神经生理学的建构。常识映像中的表象只是一个被说明的对象，不能最终达到与神经生理过程的同质性。因此，我们面临着一种相矛盾的选择：要么，神经生理学的映像是不完备的，即，必须补充拥有最终产生同质性的新对象，比如，“感觉场”；要么，神经生理学的映像是完备的，感觉特性的最终的同质性在时空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意义上只是一种“表象”。塞拉斯赞成后一种选择。在他看来，目前，科学的映像还很不完备，我们还没有揭示出自然界的所有秘密。如果有朝一日证明，被看成是时空连续统中的奇点的粒子系统能从概念上分解成相互作用的粒子，那么，我们就不会在神经生理学的层次上面临着理解感觉与粒子系统联系起来的问题。我们必须揭示出粒子映像的非粒子基础，并且意识到，在这种非粒子的映像中，感觉的性质是只有与复杂的物理过程相联系才能发生的自然过程的一个维度。
塞拉斯认为，即使上面的提议足以阐明科学的映像能够运用自己的术语重新创造出常识映像的感觉、映像和情感，但是，接受科学映像优先性的论点必须表明，如何把与人相关的范畴与科学所描述的人的观念协调起来，即，必须重构与人相关的范畴。一方面，根据科学的映像重建与人相关的范畴，就像用亚原子物理学重构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一样，不会带来任何损失；另一方面，重建本身必须考虑到“自由意志”的问题。因为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即使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描述可以超越常识的映像最终统一于科学的映像，但是，人的社会属性为人定义了什么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什么是“对的”或“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或“不应该做的”，或者说，社会最基本的原理是为其组成成员的行为提供了共同的意向性。因此，人的概念框架不需要还原为科学的映像，而是与科学的映像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就能够把科学理论描述的世界与我们的目的直接联系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世界，而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外在附属物。塞拉斯提出，尽管把科学的映像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直接结合起来还只是一种想象，但是，这种做法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关于人类的常识映像与科学映像的二元论。哲学研究正是应该向着把这两种既相互竞争又相补充的映像统一起来的方向发展。
四、意义与不足
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塞拉斯所阐述的把常识的映像与科学的映像区分开来的观点，至少具有下列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塞拉斯立足于常识映像和科学映像的定义对整个哲学史的批判与反思是非常有新意的。如果说，在20世纪之前，传统哲学的大多数概念体系局限于常识映像的范围之内谈论问题，是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日常经验的认识与把握所做出的修正，还没有带来深刻的认识论的冲突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当微观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已经革命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今天，仍然排斥新的认识论教益，局限于常识映像的经验范围，否定理论实体或科学映像的实在性，这种态度是值得商榷的，它只不过是反过来揭示了常识映像框架本身的不足和证明了现有哲学框架的陈旧。因此，当代的哲学研究既需要深入到科学发展的前沿来重新阐述传统的哲学概念，更需要以科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特别是立足于当代理论物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前沿性认识，超越常识映像的经验关联层面，来阐述新的哲学体系。塞拉斯的研究显然在这个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试图把常识性认识与对世界的说明性理解之间的紧张状态，转化为有可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一个“立体的”映像。在这个“立体的”映像中，把语言和思想的意向性内容、感知与想象的感觉内容和行为与知识的规范性维度协调起来。或者说，他试图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把人理解为自由与理性的行动者，并使这种理解与日益全面的自然科学描绘的图像的清醒认识达成一致性。这种思维方式对促进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其二，塞拉斯立足于人类概念思维的起源所阐述的思想要素与世界要素之间的统一性观念，以及通过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接受批评的进化过程，来阐述科学实在论的作法，在方法论意义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塞拉斯虽然与休谟（D.Hume）一样，也在逻辑和方法论的意义上预设了常识映像在实体意义上的先优性。但是，他最终通过科学映像对常识映像的超越来表明，我们应该尽可能地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世界，以科学的思维来辨别直观经验中的假象，并揭示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不承认和不讨论经验之外所存在的客观实在的任何一种经验主义的观点，是荒唐可笑的。这是因为，不仅经验概括需要通过某种理论来说明，而且这种说明并不是从理论结构中得出的一般推论，而是包含了更多的东西，说明一个对象意味着是告诉人们这个对象是什么。如果我们接受了一个理论提供的说明框架，那么，也就相当于接受了由这个说明性理论所假定的理论实体。科学的假定方法的似真性正是建立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真正的客体是科学假定为是存在的那些客体。在这里，塞拉斯的论证不仅使哲学家的本体论承诺发生了转移，即，从常识的客体转向科学所假定的那些客体；而且从过程论的视角，把对科学实在论的辩护问题，变成了与科学成之为科学相伴随的一个的历史过程。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塞拉斯的这种哲学观和对问题的论证方式是超前的。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塞拉斯对人类认识的常识映像与科学映像的定义与阐述，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和不彻底之处。
首先，塞拉斯的这篇文章与库恩的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同一年面世的，两者都看到了人类概念思维的社会特征。库恩运用范式概念，过分地强调了科学研究的社会特征，得出了否定科学进步的观点，特别是他对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概念的阐述，给人留下了走向相对主义之嫌疑；而塞拉斯则只限于从人的概念思维的视角，强调常识映像中的人类判断标准的主体间性，而没有深入到科学活动的过程中对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特别是，科学家接受新概念与新理论的社会性，作出进一步的阐述。他所定义的科学映像事实上还是立足于经典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还原论和因果性的方法，接受整体论的观点，通过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与理论二分法的批判，根据当代科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凭借想象力所建构出来的。显然，这种建构过程是经典与当代的融合。他把人类概念思维的社会的、伦理的和价值的维度留给常识映像，把认知与说明维度留给科学映像的做法，或者说，把“应该怎么样”的问题留给常识映像，把“是什么”的问题留给科学映像的作法，既忽略了科学家群体本身的社会性，也忽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内的问题。因此，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加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分离，甚至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分离。
其次，塞拉斯根据科学映像的优先性观点推论出科学实在论立场的做法，虽然使哲学家的本体论承诺发生了转移，但是，他对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的论证方式，实际上是从批判逻辑经验主义者由于过分强调观察层次的绝对性而有可能陷入的理论家的困境，即，使理论在原则上成为多余的，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张在原则上放弃关于物质的观察框架，只留下理论框架，把理论的说明与辩护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他认为，只有在一个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说明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说它得到了辩护。然而，这种推理方式无法解释曾经在科学史上起到过认知作用的假定实体，后来却被证明为是不存在的科学案例。例如，在经典物理学的发展史上，“以太”作为一种假定的实体，曾经是麦克斯韦阐述的电磁场理论与牛顿力学协调起来的一种假定基础，根据塞拉斯的理论说明观，“以太”无疑在当时的物理学背景中起到了说明的作用，同时，它还激发了物理学家设计种种实验来寻找“以太”的动机，直到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力学的建立，向人们阐述了“以太”不存在的一个新的力学体系时，才使物理学中的场拥有了本体论地位，“以太”被证明是一种不存在的假定实体。这说明，塞拉斯单纯从说明的角度为理论实体的本体地位的辩护缺乏负反馈的纠错机制，因而是不全面的，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收稿日期：－08－10
注释：
①塞拉斯强调指出，一定不能把这里的去人性化误解为是根据进步的科学观对人的去人性化。
②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哲学发展中，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正是建立在强调集体思维的基础之上的。另外，按照塞拉斯的观点，现象学家的研究应该属于常识映像范围内的研究。
③“统一科学”的目的是表明，如何能够把各种各样的科学活动（例如，观察、实验和推理）综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又是如何共同有助于发展出统一的科学。
④爱丁顿在《物理世界的本性》一书（这本书是根据他于年1月到3月在爱丁堡大学所作的讲座整理而成的）中区分了两个桌子：一个是我们早已很熟悉的“普通的桌子”，它具有外延性，占有空间，拥有颜色，是由物质构成的；另一个是量子力学产生之后才揭示的我们大家不熟悉的“科学的桌子”，它不属于我们眼前所熟悉的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空虚的，我们不可能把它转换成旧的物质概念。但是，爱丁顿认为，在他写科学研究论文时，第二个桌子与第一个桌子一样也是真实存在的。
参考文献：
[1]KevinScharp,RobertB.Brandom,IntheSpaceofReasons:SelectedEassaysofWilfridSellar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HarvardUniversityPress,.
[2]WilfridSelLars,TheLanguageofTheories,InTheProblemofScientificRealism,EditedbyEdwardA.MaeKinnon,NewYork:MeredithCorporation,.
原标题：《论塞拉斯的“两种映像”观》